“票据发行人”并不是指超微电脑自己，而是指在本次可转换债券发行中扮演 “初始购买方/承销商” 角色的投资银行财团——它们先整包买下公司发行的债券，再转售给二级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们。超微电脑回购约2亿美元股票，则指的是通过与这些“初始购买方”或其关联交易商进行 私下谈判的定向回购，直接买走它们刚卖空或准备卖空的那部分股份，进而全面降低市场抛压——承销商若在公开市场大笔卖空往往会给股价带来额外下行压力，公司直接“接盘”可减少流通面抛售————既支持股价，又协助承销商完成对冲。

“我认为这是一个合乎逻辑、可信的选择，” 塔瓦雷斯在 5 月下旬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，这是他离开公司后首次接受国际媒体采访，“希望他能得到董事会的适当支持。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。”

在讨论未来的其他改革时，鲍曼提出将某些监管要求与整体经济挂钩，例如针对大型全球银行的所谓 “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（G-SIB）附加费”，以及银行面临更严格规则所依据的各种资产门槛。此类变革将使银行能够随着经济增长而扩大规模，而不必一定受到更严格要求的限制，这一直是银行业长期以来的不满之处。

美国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在华盛顿打击伊朗后要求能源生产商压低原油价格，眼下外界担心中东冲突升级和供应受阻可能扩大原油市场近期涨势。

焦文龙从他职业生涯的经历出发，对证券时报记者详细分析了这些年来国内公募量化投资的迭代过程。“我2009年入行，当时做量化投资主要是把多因子找出来，当时因子也不是很多，大概几十个，汇总以后再做得分，然后放到优化器里去形成持仓。从2010年至2014年这几年来看，量化投资能持续带来不错的投资回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