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反思且批判了股市崩盘前牛市期间（尤其是1927—1929年）所谓“新时代”的选股标准，当时的投资人在狂热的氛围中已经不再参考确定的股息回报、稳定充足的盈利记录以及有形资产的安全保障，而全面转向对未来盈利的预测，线性外推盈利上升的趋势，逐渐将希望资本化而忘记了估值的约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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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响并非资管行业的新面孔。这位拥有17年证券从业经历的“老将”，早年以复旦大学金融学硕士的学术背景扎根东方证券体系，管理过5只基金，业绩表现泾渭分明。例如，其管理的东方红中证竞争力指数A任职期收益37%，但另一只产品东方红智华任期亏损30%，暴露出权益投资的复杂性与挑战性。

荀玉根的离职，折射出券商合并潮中的共性难题。一方面，强强联合能快速扩大规模优势，如国泰海通证券在投行、资管等领域的市场份额显著提升；另一方面，文化冲突、薪酬差异和职位重叠等问题，往往导致核心人才流失。